去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3.33比1是什么概念呢？用国家来形容，就是一个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国家和一个人均收入只有3330美元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差距。不用说，我们的城乡差距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但这是不光彩的第一。
华西村
城乡差距成最大民生焦点
事实上，自2004年中央出台惠农的新世纪第一个一号文件以来，到今年为止已连续七年出台惠农一号文件。每年的惠农资金也增加很快，目前已达到7000多亿元。可以看出中央层面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无独有偶，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夕的2月26日，发改委在给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四项措施。具体内容包括增加农民收入，扶持低收入群体，增加工资收入和加强收入调节。
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组数据令人担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风田指出，2004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在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1∶1，收入差距6485.2元，而两年来城乡收入差距从绝对差距来看每年达到1万元以上。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1∶1，收入差距达到11020元。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但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达到10%左右，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地拉大。当然如果估算出实际的差距，比上述数据还要大出不少，因为目前统计的城镇居民收入只包括可支配性收入，不包括城镇职工享有的公费医疗、教育补贴、养老待遇等项收入，而这些农民要么没有，要么数量与城市居民相差甚远。
于是，“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再度成为今年两会委员和代表共同关注的焦点民生问题。
“三农”要啃最难硬骨头
作为城乡统筹，由于该问题太过复杂，涉及太多的部门与问题，包括农民工、户籍制度、就业、社会保险、粮食安全、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等，过去已有的6个一号文件，都选择对此问题进行回避，没有根本触及。2010年的一号文件应该到了必须碰这些最难碰的硬骨头的时候了，可以认为今年也是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该破题的一年。
新世纪以来出台的6份一号文件，2004年关注的主题是农民收入，2005年关注的主题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至2009年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传统的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给装入到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去了。细心的人会发现，新农村建设虽然很好，但一直难以破解过去制约我国发展、也已喊了多年的城乡统筹问题。新农村建设的再好，还是难以挡住或者留住农村的青年，他们对城市向往的热情永远难以改变。全世界的青年都遵守着同一个规律，我国的青年也不会例外。日本、韩国虽然对农村不惜投入重金，但目前日韩的农村还是一遍萧条，呈空心状，是老年人的专用地，活力四射的年轻人难觅踪影，也难以留住。
郑风田认为，把物力财力等统统都投向农村，最终还是难以解决农村的散、空、穷问题。庞大的人口如果一直滞留在农村也不是个事，必须要把他们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人口，才是最终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途径。单纯地让农民留在农村是永远难以解决城乡统筹问题的。未来的统乡统筹就是要逐步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里统的问题，而不是目前人口的城镇化，单向地把农村的土地统向了城市，资金统向城市，人也跑向了城市，但人口户籍却还留在农村。
从小城镇产业支撑破局
如何才能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从而带动农村大发展？在今年一号文件的第23条，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对我国的城镇化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说明。一号文件主要指出三个方面的思路，其一是城镇化的发展大方向问题，强调“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其二是从农民工的角度，重点强调要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社保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他新出现的新问题。其三是从支撑制度角度，要求通过财税、用工、体制等各项改革，重点解决小城镇的承载力与产业支撑问题。
其一是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是发展关键。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第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城市的容纳能力。未来城镇化的发展重点是立足在如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的话讲，今后要坚持规划先行，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重点城镇交通、供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规划先行，产业带动是城镇与中小城市的生存之本。
其二是解决好进城农民的户籍与社保是最大挑战。
大量的人口如果进入到城镇，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业与社保挑战。如何把新移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是城镇化面临的另外一个大的挑战。大量的人群聚集在一个城镇，如果失业了或者没有社保，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其三是城镇如何才能生存与繁荣，要求特色与产业发展并重。
城市与繁荣并不能划等号。美国曾经的大城市底特律，由于汽车产业的繁荣而迅速繁荣起来，曾经达到二百多万人口。但随着美国汽车业的衰落，底特律又迅速衰落下来，目前被美国人形容成了一坐“死城”。所以讲，片面讲发展城镇化也是挺危险的，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工作机会，大量的人集聚起来，问题会更大。长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镇之所以繁荣起来，都是专业镇的发展所带动的。如何发展一个城镇的产业，从而以产业的支撑来带动城镇的发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迪拜之所以出现泡沫，就是片面以房地产来带动，缺乏实业产业支撑，最后出现金融时抗风险能力太弱，不堪一击。
我国各个地区应该根据本地的条件，发展具有本地特色而又有竞争力的产业，才能使中小城镇有活力。目前我国“千镇一面”、“产业高度同构同质”是中小镇发展面临的大问。
代表委员建言城乡统筹
“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是今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一号文件的主题，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如何破解统筹城乡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等问题，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实现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是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围绕城乡统筹这个重大命题，结合实际，出谋划策，为破解统筹城乡发展难题带来了真知灼见。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工商联主席李卫华认为，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互动、城乡交融、城乡一体必然选择。他说，通过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使城镇化成为城乡之间互相吸收发展要素、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实现城乡双向、互动的发展。通过改革城乡体制，把城市和乡村纳入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调整城乡结构，既要发挥城镇化对城乡发展的带动作用，又要加大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户籍制度捆绑的利益太大、太复杂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代表说出了农民工的心声。他说，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进了城的农民如果在城市得不到城市户籍的利益，回到家又要失去农村户口捆绑的利益。”黄奇帆对户籍制度改革充满了期望：“它将促使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实现‘以城补农、以工哺农’。”因此，他在两会期间，宣布重庆将在两年内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深圳市中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华也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赋予农民工真正的公民待遇，实现没有农民工只有公民的和谐社会。在此条件下，还要完善就业机制，消除对农民工就业歧视，实现就业均等，建议有关部门在就业制度设计上适当向农民工倾斜，逐步开放包括公务员等岗位在内的吸收力度。
来自重庆市的农民工康厚明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政府要力争实现使农民工收入可持续较快增长，尽快抑制并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应参照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同时要加强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升其进城就业能力。针对农民工流动性较大、收入涨幅滞后于保险金缴纳额度涨幅等问题，建议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开展区域联动、部门协作，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能留城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认为，建设新农村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条件想办法来发展，一步步走。可以学习别人的精神，但是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她说大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寨村现在不仅是楼盖好了，还有配套完善的生活设施，让环境变得更美；不仅是产值上去了，还打造大寨品牌，转变企业机制；不仅是企业集体实力增强了，还更加注重发展成果共享；不仅是硬件上去了，还提高村民的素质水平。
城镇化与新农村协调推进，重要的是通过制度，降低农民的生存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全国政协委员、重庆沙坪坝区副区长刘江龙认为，城乡统筹本质是公共服务的统筹，城乡享受同质产品。户籍只是一个现象，要同等享受社会服务和保障。如，他们正在推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将新农合和城镇医疗保险合并。
外媒声音：
拉美社报道说，缩小贫富与城乡差距关乎稳定大局，这一议题将促使两会考虑如何进一步合理分配中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中国城乡人口收入差距达到3.33比1，创下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差距。
《香港经济日报》文章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酝酿多年，但老百姓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各个垄断领域行业的利益，阻力重重。